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后，有着怎样的中国文化底蕴？ | 社会科学报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中国主动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也从这时传进来。中国文化善于对外来文化予以本土转型的强大基因被激活，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本土化外来文化的进程，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现代思想文化体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它是同批判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中最为精彩的篇章。
原文 ：《中国文化善于对外来文化予以本土转型》
作者 | 华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孙力
图片 | 网络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其最为伟大的理论贡献，正是在这一伟大成就的指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如果从更大的范围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中，与各民族历史文化的融合，中国也是最为突出和成功的。当然这首先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深刻领悟，同对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炽热交融，营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极佳产床。这是一个奇迹，但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个必然。如果追问这一必然性，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中国文化的宝贵特性。
文化交融创造出新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文化发展的现象，这种文化发展的特点就是通过文化交融创造出新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属性和特质，所以要真正实现文化的交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倒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而中华文明则孕育出了开放、包容、大气的文化，这为文化交融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中华文明在相当广阔的地域空间生长、繁衍、展开，犹如千百条涓涓细流汇聚成奔腾的江河大海，最终形成了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即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长期的、无数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整合，由此塑造出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基因。它不仅不排斥其他不同的文化，还十分善于同它们相处、交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自己。根据这一突出的特点，中华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和”文化。
中国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对“和”作过深刻的论述。儒家经典《中庸》论述的中庸之道与“和”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其将“中”与“和”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加以论述，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对“中和”的论述深入到政治哲学的层面，将其作为居庙堂之高的至上追求，深刻体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
“中和”的立场是宝贵的政治价值观
儒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和”的特点。儒学对“和”的追求和坚守，深刻影响到自身的兴衰。宋明理学成就了儒家思想发展中的又一座高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对佛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借鉴。走过这座高峰以后，儒学就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于是就避免不了衰落的命运了。然而，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已经生长出了“和”的基因，它已经超越了儒家学说的领域，构成了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底蕴，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宝贵功能。中国文化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能够较好地避免文化或文明的冲突，以开放的胸怀迎接外来文化，以及不断地对外来文化予以鉴别、消化、吸收，不断书写外来文化中国化的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成就恰恰是建立在佛教中国化基础之上的。佛教在公历纪元前后就传入了中国，它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中国化越是成功，它在中国的传播越是广泛。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佛教流派，如禅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等，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予以透视可以发现，这些佛教的流派已经迥然不同于其输入地的景况了，已然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禅宗是典型的代表。
毛泽东十分看重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和特点，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同志回忆，毛泽东“对禅宗更为关注，对禅宗六祖慧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毛泽东于1959年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说：“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他把《六祖坛经》归为劳动人民的佛经。很显然，毛泽东把中国化同大众化联系起来，即只有人民大众接受，才会有真正的中国化。
开放性、包容性是中国文化基因
中国文化孕育出的开放性、包容性基因，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化在同其他文化相遇时，往往能够避免你死我活的所谓“文明的冲突”，能够与之和平共处。这产生了两个很重要的文化后果：其一，善于从其他的不同文化中吸取营养，促进既有文化的发展；其二，将外来文化纳入自身体系，加以民族化的改造，最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化形态。
当然，这种基因也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较好的显现。近代以来，当西方国家大踏步走向全球时，中国恰恰开始了闭关锁国，这也是导致中国近代以来迅速落伍的一个关键原因。
然而，在西方列强的残酷打击之下，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时，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宝贵基因被激活了。从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中国越来越迫切地向外寻求治国之道，寻求真理，在经历了梁启超所描绘的关注器物的阶段和关注制度的阶段后，进入了思想文化的求索阶段。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开始大批翻译西方著作。此后，上海、广州等地纷纷效仿，成立各种翻译机构。据梁启超1896年在《西学书目表》中的统计，到1895年，除宗教类书籍外，全国共翻译西学书籍354种，中国文化向外学习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这些译著涉及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中国主动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也从这时传进来。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本土化外来文化的进程，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现代思想文化体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它是同批判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中国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文化转型的成功，而这一伟大成功的背后，则蕴藏着中国文化血缘中宝贵的基因。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67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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